圖為大澤昇平（圖/產經新聞）
據日本《朝日新聞》11月25日報道，東京大學大學院特任副教授大澤昇平近日在其個人社交平臺發(fā)表“（自己經營的公司）不錄用中國人”“會把中國人的資料篩出去”等涉及歧視的言論，引來日本網民的廣泛批判。東京大學24日在其官網發(fā)表致歉聲明，稱大澤是“短期工作人員”，其言論與校方無關等。大澤昇平作為日本最高學府聘用的特任副教授，發(fā)表這樣赤裸的歧視言論令人遺憾，同時也讓東京大學的聲譽受損。
從日本網民的反應來看，大澤和他的歧視言論在日本社會僅屬于特殊案例，但歧視言論的背后其實反映出，部分日本人看待中國依然存在刻板成見。當然，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存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們對現代日本的客觀認識。在當前中日關系不斷改善發(fā)展之際，如何消除兩國社會間存在的誤解與偏見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決定新時代中日關系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一方面，中日兩國民眾應多去對方國家一線城市以外的地方觀光旅游。近年來，訪日中國游客數量的不斷攀升，成為助推中日關系發(fā)展的民間新動力。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數據：2003年訪日中國游客數量約為44萬人，而2016年則上升至630萬人，同年訪華日本游客數量為259萬人。通過旅游的方式前往對方國家，確實有助于雙方民眾了解一個與大眾媒體報道不同的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但當下的一個問題是，北京、上海、東京和大阪這樣的一線城市，依然是兩國民眾的旅行首選，這其實也就制約了兩國民眾對彼此國家的多元了解，畢竟今天的北京與東京本質上并沒有太大差異，而同樣以冰雪知名的哈爾濱和新潟市則各具特色。因此，應鼓勵兩國民眾積極前往對方國家一線城市以外的地方觀光、旅游，以此增進對彼此社會的多元真實了解。
另一方面，應大力推動兩國學術界關于對方國家研究成果的大眾化。從1972年邦交正?；两?，中國的日本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根據中華日本學會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在2008年實施的聯合調查顯示：中國現有110個日本研究中心或研所，多數是綜合研究日本的學術機構，從事研究的人員為1101人。如果說早期的中國日本問題研究者主要都是日語專業(yè)出身、僅熟悉日本語言文學的話，那么隨著邦交正常化后赴日留學的日益便利，很多在日本學成歸國的博士成為了新的研究主力。這也就使得整個科研隊伍在知識結構、年齡結構上更趨合理，專業(yè)素養(yǎng)普遍提高。借助于當前中國民眾對日本了解欲望的普遍提升，有關日本研究的學術成果也應該及時普惠大眾，幫助大眾更加客觀地了解現代日本。要知道，近兩年來在國內熱銷的由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撰寫的《日本第一》《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它們本身就是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當然，相較于《菊與刀》《擁抱戰(zhàn)敗》等由歐美人撰寫的日本研究著作，我們其實需要更多從中國人視角來研究分析現代日本的著作。
對日本來說也同樣如此。中國的日本研究學界常說“日本已將中國解剖了上千次”，從中可見日本對中國研究的重視程度和研究力度。但是，現在很多日本書店里，關于中國的圖書不再是嚴謹、細致的學術著作，而是帶著明顯意識形態(tài)和情緒色彩的“反華”書籍，或刻意唱衰中國，或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這其實也就扭曲了日本民眾對現代中國的了解。因此，除了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中國學者對本國的研究成果以及描述現代中國生活、中國年輕人生活的學術作品、文學作品也應盡早進入日本，從而促進日本民眾對現代中國的了解。
中日關系進入新時代，需要促進更高水平的民心相通，讓中日關系更有溫度、更暖人心。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兩國政府的引導、兩國社會各界的共同投入，還需要兩國民眾的廣泛參與，通過不斷消除彼此間的誤解與偏見，從而保障中日關系行穩(wěn)致遠。（海外網評論員 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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